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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朱立平总结表示，为更好了解青藏高原湖泊变化的驱动机制及其相关影响，研究团队基于最新成果，对未来开展进一步研究提出三方面建议：

　　“一个地方不应该什么都干，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”2014年3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，谈起对贵州发展的深刻思考。“从贵州来讲，也要做一些选择，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可以做，不要让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反而消失了、抵消了，这就是得不偿失。你们搞大数据产业招商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，就是一个好的选择。”

　　在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方面，探索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新模式，推动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公益性和市场化相结合，在履行好公益服务职能的基础上，依托馆藏资源，结合自身情况，采取合作、授权、独立开发等方式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，创作更多服务公众的文化创意衍生商品，促进文化资源共享和深度发掘利用。

罗森：中国地域辽阔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但在历史上，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。尽管中国有《本草纲目》这样的医学巨著，但在地质学、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。而在欧洲，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。例如，在达尔文之前，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（Alexander von Humboldt）便前往南美，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、地理和气候。我认为，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。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，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。相比之下，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、陶土、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，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。而在欧洲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。比如，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，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，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、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。像达尔文，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，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。洪堡也是如此。他们愿意远行考察。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。此外，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。相较于大西洋，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。太平洋面积庞大，风向复杂，季节性变化显著，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。而且，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，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，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。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。

　　当前，武汉正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。“武汉‘樱花之城’的城市形象具有较高辨识度。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研究院院长邓爱民认为，以樱花为对外窗口，武汉可加强与国际旅游机构和文化组织的合作，打造国际水准的文化旅游盛会，同时提升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，让武汉从“一枝樱花”升级为“全域春天”。(完)

　　自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，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频频挥舞关税“大棒”，招致相关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。美国肆意使用关税手段，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同时，也大大增加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，对自身利益产生深远负面影响。

　　“观影《哪吒2》，让我有了很多新体验。感叹科技的无限可能，古老的神话故事变成活灵活现的画面。”来自台湾桃园市的“60后”张先生表示，电影在动画制作上给了他很多惊喜。他说：“最感动我的是把中华文化的亲子之爱写进故事里，在观影中我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。”